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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简介:
然而,我虽生在长安,家世优越,却并非就此顺利长大。
在我出生的第三年,唐隆元年的秋天,父亲带着我和母亲离开长安,去了远在江南东道的越州归隐。我至今不知道归隐的缘故,只道自那时起,我的脖子上就佩戴了一枚玉羊吊坠。
这吊坠并非父母所赐,而是父亲的一个朋友相赠。父亲没有提过那人的名字,但他总是告诉我要好好珍存,行走坐卧皆不可离身。我无不遵从,也无意多问,只想着那赠玉之人定然是父亲十分要好的朋友。
在隐居江南的日子里,我们一家人就住在越州郊外的一间草舍。虽然简陋,却是处于一片灵山秀水之间,夏有凉风冬无严寒,惬意而悠然。
自第二年起,父亲便开始教我读书认字,但他并非将我困在诗书堆里,而是寄情于自然,带着我一边游乐一边传授。我学得很快,记性也很好,但也正因如此,倒渐渐养成了率性洒脱,活泼爽朗的性情,至七八岁上,竟越发不拘,收也收不住了。
父亲原本还要教我他最擅长的琵琶,可见我毫无定性,也只得摇摇头。至于我母亲,她虽温柔慈爱,却也不会一味宠溺于我。她常常帮着父亲督促我读书,也将自己精通的三国语言悉心教授,不过我兴趣有限,终究只学会了一门日本语。于此类学业之事,我真的未能继承到他们的一半。
但是,我这个人就是这样,用父亲的话说:离了正经课业,简直比那林间的猴儿还要欢脱百倍,活像个野小子。
我敢下水,敢爬高,敢摆弄父亲的弓箭,甚至六岁时就能独自骑马,好像没有我不敢做的事情。我还爱吃东西,食量很大。每日的主餐不算,光果脯小食就能从睁眼吃到睡觉。我一度觉得,自己生来就是吃喝玩乐的。
带着这样“吃喝玩乐”的理想,我无忧无虑地过到了第七年。可就是从这一年起,命运似乎开始妒忌我了,它用一场天灾让我拥有的一切幸福欢乐荡然不存。
这年春末,临近草舍的河流上游有一个数百人的村落突发瘟疫,凶猛的疫情很快随流水蔓延到草舍附近。等到越州官吏闻讯前来救援时,村里的人口已死去了大半,而体质文弱的母亲亦不幸染病。
父亲将我隔离在草舍之外,自己则日夜不离地照料母亲,可天不容情,母亲一病不起,父亲也随即染疾下世。他们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就是,“快走远些,千万别过来”。
我就这样做梦似的一夕之间,骤失双亲。那天是开元五年的四月初八,父亲刚过而立,母亲未满四七。面对父母冰凉的尸身,我不知道怎么伤心,因为在我前十年的生涯里根本不存在“伤心”二字。
而后,在善心村民的帮助下,我为父母办妥了后事。我在草舍南面的山坡上造了坟茔,将他们合葬。便在下葬后的第二天,我所有的情绪才终于爆发,我跪在他们的墓前哭得站也站不起来,直至呕血昏厥。这是我平生首次体会到什么是伤心,也因此瞬间长大了许多。
一月之后,疫情消除,我也渐渐恢复了精神。我深深记得父亲那句不是遗言的遗言,所以决定为他们好好活着。经过一番思考,我决定回长安寻亲。
父族中虽早无亲人,外祖也在几年前过世,但我记得母亲曾说过自己的娘家在大业坊,她还有一个异母庶弟名叫郑镒,便就是我的舅父了。
主意打定,远行却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因是前往京都长安,路途遥远,关卡甚多,未免被当做逃奴或是浮浪人,我先去越州官衙办了公验过所。过所到手之后,我留下一匹马,将家中其余值钱之物全部变卖,凑了几百钱川资便上路了。
因是毫无经验,这一路不知走错了多少次,待我历尽艰辛终于抵达长安之时,已是开元六年的春天了。那几百钱的川费早已花完,连马都卖了,衣衫褴褛,徒步而行,我落魄得连乞丐都不如。
然虽则如此,我也是很高兴的,因为我很快就找到了舅父郑镒。他是一个仪容俊秀,二十出头的年轻人,我一见甚觉面目可亲。
可这般兴奋之情并未持续多久,我就被这位面目可亲的舅父赶出了府门。他不肯认我,也听不进任何解释,还说我的公验过所是伪造的,而我虽然气愤,倒也确实没有更多的证明。
唯一的希望破灭了,我开始在长安城漂泊。我找回过升平坊的旧家门,但那里早已是别人的家宅,于是辗转多日之后,我在东市的云来酒肆寻到了一份粗使的活计,聊以为生。
从那时起,我改扮了男装,涂改了过所上的姓名男女,自称越人赵逸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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